什么样的孩子是一个好孩子?最有发言权的往往不是这孩子的父母;因为面对自己孩子,家长们难免有点主观。好孩子还是坏孩子的问题,相对还是老师比较有发言权,因为,至少老师接触的“样本”足够多。那么,所谓好人还是坏人,可以由谁来评价呢?
有一天,我和服务对象阿四(化名)一起外出办事,路上遇到一人劈头盖脸便骂,我与其理论,不曾想,该人竟然拔拳欲打。好在阿四深谙“混社会”之道,立马拉架制止了。然而事后,服务对象阿四倒是有些愤愤不平,念叨着那人是“坏人”、是“恶人”;甚至,阿四自我评价自己也是做过坏事情的“坏人”;她的逻辑:这样的坏人就需要坏人治,所谓以恶制恶。
我宽慰阿四道:对方也不算什么坏人/恶人,可能是恰巧遭遇了什么,可能是被过度压抑,也可能染上某种恶习……实际上,对于“恶与善”的评价,我在禁毒领域工作了十年,接触了各种定义的“恶人”、“坏人”,可谓是拥有相当数量的样本。
在中国社会传统文化的影响下,吸(戒)毒人群通常被标签为“坏人”,这些被定义的标签在他们与社会的交往中一次次被确认,增强了他们这一方面的负性认知,然这些对他们的顺利回归社会造成了严重阻隔。工作这些年,我常常探索着“坏人”和“恶人”的定义,简单地以违法犯罪行为或者曾经犯过的错事来判断一个人的善恶,我觉得这样的评价非常不精准。可惜无奈的是,我们从小接受的教育就是“法律是道德的底线”,一旦逾越,那么“有罪即恶”。我一直试图用道德的标准去评判一个人,而不是用他/她做过的几件事去做评判。我经常观察我们的服务对象是否有诚信、刻苦、有责任感、心存善良等等,以这样的标准去界定,会发现许多被标签或自我定义的“坏人”并非如此的不堪。他们因为曾经错误的行为不被社会原谅,他们中不少人会无意识的运用“阻抗”去挑战社会的不接纳,然结果往往会“一错再错”。我们社会工作者,就是要帮助他们、呼吁社会,通透的认识到“错误行为”和“坏人”的区别,撕掉所谓“坏人”的标签,扫除这些“障碍”,让他们可以继续“轻装前行”。
后来,我和阿四交流:白天发生的那个场面,不会对我有任何情绪上的影响,所以不用去耿耿于怀;而且我看见了阿四的优点,在她身上我看不到凶恶,而是仗义、勇敢、淡定;我希望可以帮她找回昔日的自信去对抗种种的歧视或者偏见;而且相比暴力的恶,世俗的偏见、三观的歪曲、还有看客的冷漠,或许是更大的恶,让我们和服务对象一同努力,“扫坏除恶”。
自强虹口北外滩社工点 张礼烜